商盛阳 ｜ 政潮与学潮：直系主政时期的北京政府教育部与“学阀”陷阱

摘  要

皖系下台后北京政府教育部致力于重建权威、缓和与北京学界的关系。直系上台后中央政府权力分散，吴佩孚寻求同盟并选择与“北大派”合作，至此教育部被“北大派”掌控，一时间以“学”领“政”的趋势达到高峰，“学阀”话语得以形成。此后由于政学两界各自的内部矛盾，教育部被国立七校与政府内多方势力视为敌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学阀”话语盛行的背景下，教育部成为倒阁的关键一环，被国会与“津保派”联手打击，地位难以维持，秩序全面崩溃。这一时期教育部的表现令政学两界部分势力深感不满，为日后教育部被全面洗牌和政学关系的逆转埋下伏笔。

作者简介

商盛阳，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目  次

一、以“学”领“政”趋势增强与教育部官长更迭

二、“学阀”话语的形成与教育部的转变

三、“学阀”语境下教育部对北京学界风潮的因应

四、“学阀”语境下北京政潮对教育部的影响

北京政府教育部本应是民国教育史研究的重点，但却并未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直系统治时期教育部在政学两界间境况的探讨更是付之阙如。事实上，直系上台后，教育部进入一段特殊时期。这一阶段教育部摆脱了军阀当局的掌控，甚至出现教育界推荐教育总长人选的情况，满足了学界一直以来的期待。照此推断，这一时期教育部本该得到北京学界的尊重与认可，但实际上其处境相比以往更加恶劣，对其自身发展轨迹及政学关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对直系时期教育部境况及其成因的探讨是整个北京政府教育部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这一时期教育部的处境与“学阀”话语的兴起密切相关，因此要厘清这一问题就绕不开对“学阀”话语的讨论。然而学术界对“学阀”话语的研究十分匮乏，近年一些研究关注到1926年北伐前后的“打倒学阀”现象，探讨国民党怎样利用“学阀”这一符号暴力夺取地方教育权、进行政治清算，但对20年代初“学阀”话语的探讨尚有待加强。事实上，“学阀”一词从指代学术权威转而与政治挂钩，并被赋予日后国民党熟练掌握的话语霸权的功能，最早是在1922年前后。“学阀”话语的转变对教育部的影响很大，本文拟以“学阀”在20年代初期内涵与应用的发展为纽带，探究“学阀”话语流行前后，即直系上台至王宠惠内阁倒台前这一时期，教育部的人事变动及其对待北京国立各校风潮的态度，探讨教育部失势的深层原因，从而深化对北京政府教育部的理解。

一、以“学”领“政”趋势增强

与教育部官长更迭

20世纪20年代前后“学阀”话语的生成和教育部最高官长的更迭都和这一时期以“学”领“政”趋势的增强密切相关。以“学”领“政”是传统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境界，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的政治功能是辅佐君王治天下，而非主宰政治。当西方列强武力轰开中国国门，出于爱国热忱与救亡图存的心理，知识分子开始尝试进行政治改革甚至革命。表面上看，知识分子似乎随着民族危机加深日益靠近权力中心，但事实并非如此。康梁等旧式知识分子主导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新式知识分子发起的辛亥革命虽然胜利，但孙中山等人更多是以革命党身份活跃于民国政坛。自晚清科举制废除后，知识分子与政统的制度化联系被割裂，日益边缘化。从传统知识分子方面来看，民国时期虽有旧派士绅进入官场，但多因政治腐败被他方不齿，且往往不能接触到权力中心只能徘徊于外围。由旧派士绅组成的进步党曾一度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最终在第二届国会大选中惨败。旧式知识分子阶层的没落已成定局，重返政坛的希望落在新式知识分子身上。新式知识分子以学校、传媒、社团为平台发展，这使其文化影响力相对传统知识分子有增无减。由于民初政治的黑暗，新式知识分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把重心放在政治上，而是希望通过思想改造完成社会改造。然而，北京政府内政外交的糟糕表现促使新式知识分子必须采取行动，后者也因此迎来进入政治舞台的契机。以新式知识分子为主的学界从五四运动开始已经有意识地以团体的形式反抗政府，对后者造成强烈冲击。随着教职员团体的成长与壮大，五四后学界的诉求开始从外交转向内政，试图强化政治参与，走向政治舞台中心。1922年5月，胡适、蔡元培、陶行知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改革政治的三个基本原则和六项主张。《我们的政治主张》的署名者包括十六名北大教授及国立七校校长，是以北京国立高校为代表的北京学界提出的首个政治宣言。至此，北京学界对政治已经跃跃欲试，呈现出以“学”领“政”的态势，为之后“学阀”话语的发酵和教育部处境的转变埋下伏笔。

直系恢复法统的意图为学界实现这一构想提供了契机。界定法统有两个关键，一是宪法文件，二是立法机关（国会）。民元约法对总统权力限制颇严，为政党政治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也正是在此时期一些旧式知识分子组建进步党竞争国会席位，尝试进入权力中心。但随后袁世凯废止国会，法统中断。尽管段祺瑞上台后改为“研究系”的进步党暂时恢复了国会第一大党的位置，但在张勋复辟被镇压后，段祺瑞以再造共和之功废除旧约法，选举出安福国会，建立新法统，旧式知识分子群体被排挤出局。彼时国会、内阁都服从皖系，政府权力相对集中，以新式知识分子为主的北京学界同样无机会进入政府。由此可见，对北京学界而言除非法统改变（最好恢复到民元法统），否则无法介入政治。皖系下台后进入直奉共治时期，彼时法统是脆弱的。第三届国会未及召集，内阁频繁更迭，直奉两系互相拆台，中央政治框架极不稳定，出现以“学”抗“政”的局面，北京学界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开始占据主动。1922年6月直系单独掌权，并因抵制南方广东军政府主张恢复旧法统，北京学界的机遇终于来临。

直系恢复旧法统涉及两点：一是恢复临时约法，二是恢复民初旧国会。旧国会中占据优势的国民党此时已分裂成无数小党派；直系内部有津保派与洛派之争，且与总统黎元洪也有隔膜。总统、内阁、国会、当权军阀各成一派，内部亦有分化。当权军阀对中央政府的掌控相较以往更力不从心。可以看出，恢复法统的做法令直系对中央政权的控制不升反降。如此，直系自然要广结盟友，借助其他派系的力量。这时，外交系进入吴佩孚的视线。首先，外交系兴起较晚，在北京政坛并无有力盟友，相对好控制。其次，外交系成员基本是亲英美的外交家，这也符合直系讨好英美的目的。外交系与直系的联盟进一步增强了北京学界与中央政坛的联系。外交系与北京学界中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关系紧密，共同的留美经历（自由派知识分子多有留美经历）令他们在政治观念上有许多共鸣，且双方有时界限并不明显，如王宠惠、罗文干等人既是外交家也是大学教授。正因有这些共同点，故双方自然走在一起，成为政坛上的一股新兴势力。当外交系得到重用，北京学界对内阁的影响增强就变得顺理成章，以“学”领“政”也有了实现的可能。

除外交系的因素外，早在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北京学界就积极向直系示好，在“去徐（世昌）、倒孙（中山）、迎黎（元洪）”事件中都给予助力，为后续双方的合作奠定了基础。直系与北京学界合作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汤尔和担任教育总长。然而汤尔和入主教育部并非一蹴而就，最终能够成功仍与法统恢复后的一系列政争有关。

旧法统的本质是分权以制衡总统，为此在内阁人选上总统黎元洪煞费苦心，以求抓住权力。黎元洪让没有党派背景又在外交界声望卓著的颜惠庆担任内阁总理，内阁成员包含黎的密友、西南势力、名流派以及洛派人员。前两派是黎元洪制衡直系的筹码，洛派用以讨好吴佩孚，名流派是为增强内阁名望。教育总长开始任命的是黄炎培，属名流派成员。但黄炎培坚拒之，原因有三：一是教育部无法筹集经费，一旦就职将会被教职员包围；二是颜惠庆内阁属过渡内阁，即便就任也是短命教育总长，莫不如继续担任大权在握的江苏省教育会会长；三是黄炎培在上海颇具势力，一呼百应，比担任在国务会议上备受拘束的教育总长更有声望。故面对黎元洪的催促，黄炎培始终拒绝就职。此后黎元洪令内阁中的洛派补充之，以交通总长高恩洪代理教育总长。早在范源濂三度担任教育总长之际，就定下交通部协助教育经费的传统。高恩洪是吴佩孚的心腹，且交通部财源甚广，黎元洪希望高恩洪能够承担起筹措教育经费的重任。

从徐世昌在位时期的教育总长齐耀珊、周自齐再到黎元洪在位时期的代理教育总长高恩洪，可见黎元洪在任命教育总长方面的思路与徐世昌并无二致，都选择当权军阀的心腹而非教育家，导致教育行政不得其人。不仅教育总长人选不佳，次长全绍清同样力难胜任。全绍清曾是前清西藏办事大臣张荫棠的随员，与高恩洪有同僚之谊，两家关系也十分亲厚。高恩洪担任代理教育总长后，希望借助全绍清与煤油大王洛克菲勒的驻京代表豪夫的关系为教育部筹款。于是在高恩洪力荐下，全绍清得以担任教育次长。如此，教育部总长、次长皆对教育全然无知，亦未能制定相应的教育计划，教育行政如同一团乱麻。而此时各校教职员已经不在意教育行政如何，只求能按月发薪就心满意足。然而交通协款遥遥无期，煤油借款也无法实现。面对索薪与舆论攻击，高恩洪、全绍清二人被教职员与教育部部员抨击得体无完肤。

北京学界对高恩洪的态度引起吴佩孚的关注。彼时直系内部“津保派”与“洛派”关系日益紧张，曹锟公开表态愿对国立高校三个月欠薪负责，意在拉拢北京学界打击吴佩孚。军阀与学界本身并不接近，两者关系疏离有时甚至对立，然而直系政权的特殊性令其不得不寻求与学界合作。首先是直系因法统问题必须借助其他派系力量推动统一，其次是津保派与洛派的斗争使寻求合作成为必要之举。曹锟的这一做法赢得了北京学界的好感，也令吴佩孚更加重视与北京学界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吴佩孚接受李大钊的建议考虑让北京学界中人出任教育次长，并征询教育界元老蔡元培的看法。最终在多方的肯定和支持下，汤尔和出任教育次长（教育总长仍由高恩洪代理）。

汤尔和是一个野心家，数次北京学界风潮的背后都有其影响。彼时他刚卸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被蔡元培引进北京大学。有机会晋身教育总长，汤尔和自然乐于接受，但其上任过程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此时学界真正需要的是一位能够筹措薪俸的教育总长，行政能力如何倒在其次，否则学界风潮将迭起不休，故汤尔和提出以关税项下提拨教育经费为就职条件。1922年7月25日汤尔和在阁议上重申此议，却遭其他阁员反对，愤然提出辞职。与此同时，内阁的改组与北京国立七校的态度也令汤尔和在教育部的地位不保。

黎元洪看好的颜惠庆内阁不被国会认可，后者坚持让唐绍仪出面组阁，理由是唐绍仪是“与南方接近之人”，若由其担任阁揆将有助南北统一（当然这只是吴景濂等人的话术）。为构建府会同盟来对抗吴佩孚，黎元洪转而支持唐绍仪出任阁揆。1922年8月5日，黎元洪解除颜惠庆职务，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然而在吴佩孚等直系实力派的反对下，唐绍仪无法就职。于是内阁总理改由吴佩孚属意的王宠惠代理，教育总长也由王宠惠兼任。王宠惠出任教育总长与周自齐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担任总理做铺垫。代理内阁总理必须是内阁部长之一，为符合要求，王宠惠本想任司法总长，但这一席位已被张耀曾占据，因此出任教育总长。

王宠惠就任代理内阁总理后，将汤尔和的辞职改为请假，1922年8月15日任命教育部参事邓萃英任代理教育次长。王宠惠之所以令邓萃英担任代理教育次长，与北京大学和国立七校间的矛盾有关。在教育观念上，邓萃英反对大学区制度，与“北大派”截然相反，隶属“专门派”。时值北京国立七校因废止法政专门学校问题与北大产生矛盾，教职员联合会代表警告王宠惠，要注意教育当局人选的考虑，实际是排挤隶属“北大派”的汤尔和。王宠惠不敢批准汤尔和的辞呈激怒北大，又不能得罪国立七校，于是改汤尔和辞职为请假，令国立七校支持的邓萃英担任代理教育次长掌管部务。表面上不开罪任何一方，实际是以邓萃英取代汤尔和，国立七校暂时取代北大掌控了教育部。此后教育部的一切大小事务由代理次长邓萃英管理，但部中因邓氏的到来变得颇不平静。原来，教育部参事陈任中、专门教育司司长范鸿泰、普通教育司司长陈宝泉三人都对教育次长之位垂涎不已，因此极力排挤邓萃英，“北大派”也对邓氏不满。各方气氛不佳之下，邓萃英经常不到部，教育行政依然废弛。不久，王宠惠成为正式内阁总理，好人内阁成立。在吴佩孚的主导下，汤尔和担任教育总长，邓萃英回到参事任上，教育次长改由与汤尔和关系极密切的马叙伦担任。

汤尔和就职标志着北京学界左右教育部官长人选的时代来临，至此政府与北京学界的关系再度扭转。起初北京政府没有要联合北京学界的想法，因此在五四运动前除数任教育部官长与北京学界有所关联外，其余政府要员几乎都是当权军阀或与之有利益关系之人。甚至在五四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教育部官长也不从学界中选拔，而是由军政人士担任。当五四时期学生问题显现，素有教育经验的傅增湘被迫下台后，北京政府竟令安福系要员担任教育总长处理学生问题，收拾北京学界的目的呼之欲出，此后政学关系对立。直奉共治时期，两大军阀都没有能力单独控制局面，中央政府权威下降，范源濂的上台在某种意义上是政府对学界的示好与妥协，希望恢复与学界以往的和谐，扭转五四以来紧张的政学关系。然而事与愿违，学界在与政府的博弈中掌握主动权，发展成以“学”抗“政”的局面，政府节节败退。这一时期教育总长人选变得极度随意，齐耀珊、周自齐等都毫无教育行政经验，教育部权威不断下降，政学关系日益失衡。直系单独掌权后对北京学界进一步妥协，不但放弃对抗，反而想与之联合以巩固统治，因此汤尔和得以担任教育总长。在政府的不断退让下，北京学界登堂入室，一边与外交系联络试图影响大政方针，一边占据教育部掌控教育行政。按照这一思路，教育部与北京学界的关系会向积极方向发展，教潮、学潮应当减少，政府与北京学界的关系将更融洽。但事实上，随着学界势力的不断发展与“学阀”话语的形成，教育部的情况变得更糟。

二、“学阀”话语的形成与教育部的转变

汤尔和上台标志以“学”领“政”的局面到达一定高度，但也给教育部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北京学界并非铁板一块，当其占据教育部时，这种内部的分歧给教育行政带来很大冲击。这一时期北京学界的分歧主要是北京大学与国立七校间的矛盾，缘自制订新学制的纠纷。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专门学校三者并立，但蔡元培、汤尔和、胡适、蒋梦麟等人则更倾向于设立综合性大学，将高专和高师合并其中。这一群体也是日后左右1922年壬戌学制形成的核心人物，人称“北大派”或“大学派”。1922年蔡元培提议设立大学区，但彼时能称为综合性大学的北京国立高校只有北京大学，因此按照这一计划，高等专门学校与高等师范学校都将会被合并入北京大学，这就严重妨碍到其他国立各校的利益，引发国立七校对北京大学的强烈不满。尽管1922年的壬戌学制定稿中，大学、高师、高专都有一席之地，但七校与北大的矛盾已经形成。不仅是七校，军阀当局和其他忌惮北京学界崛起的势力也对“北大派”充满恐慌。与此同时，“学阀”话语伴随着“北大派”的崛起流行开来，对教育部的处境与行政风格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古代，“阀”与伐相通，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功绩。根据《说文解字》，阀最初指官宦之家为表功绩立在门外的柱子，左边为阀，右边为阅，因此有功绩之意。另据《左传》记载，诸侯给大夫记功或自夸功绩时称伐，后世将有功之门第称为阀。二是指攻伐，取自“伐”的含义。其中第一层含义的用法较为多见，因此阀在古代是蕴含褒义的字眼。然而近代以来“学阀”一词却多以贬义出现，这与“学阀”一词的输入途径有关。

“学阀”一词源自日本。1871年日本幕藩体制终结，部分强藩势力进入政府，形成新的地域性垄断权力集团，被称为藩阀。此后“阀”字的运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如门阀、财阀、党阀等。“阀”在日语中有压迫、垄断之意。日语中“学阀”一词就是将学者的“学”与“阀”字组合在一起，指在特定的职业或组织中，由来自同一所学校的学人组成的排他性人际关系。如东京大学毕业的学阀在学界、政界、财政界非常活跃，形成“赤门阀”；东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学阀在医疗界举足轻重，被称为“铁门阀”等。由此可见，在日本，学阀是以共同毕业的学校为纽带发展起来的势力。这一称谓带有贬义，日本社会各界对学阀现象啧有烦言。

“学阀”一词最初引进中国时完全取其日本原意。1908年《申报》刊载日本法学家美浓部达吉的宪法著作，提到美浓部达吉在日本被称为“学阀”。1917年《东方杂志》探讨葡萄牙新共和国政党之时，称：“葡国政党之领袖，必持有大学博士之学位……夸因勃伦者，于全国大学中最著名。凡政治家暨新闻家，大都出于此大学之门。故有谓葡萄牙共和政治之实权，实在夸因勃伦大学学阀之手。”除了从日本继承来的含义外，很多时候学阀也有学派之意。如梁启超在《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中有言，“清学之兴，对于明之‘学阀’而行革命也。乃至乾嘉以降，而清学已自成为炙手可热之一学阀”。再如郑贞文在《东方杂志》撰文呼吁，“我愿大家决不要存着学阀派别的观念，要保全学生时代求知的精神”。彼时，“学阀”一词在中国的使用并不频繁，且不含明显的褒贬色彩。

然而随着学界势力的发展与“军阀”一词的流行，“学阀”的词意发生转变。“军阀”一词由日本输入中国，五四时期逐渐流行，20世纪20年代变得非常热门。由于军阀有垄断军权包办政治之意，人们便承续“军阀”的词意来定义“学阀”，可见“学阀”一词同“军阀”一样带有贬义色彩。促使“学阀”承续“军阀”贬义色彩的关键是新文化领袖在推行新思想、新主义过程中过于激进所致。在遭遇反对者时，新文化运动者往往对之口诛笔伐，这种不容他人质疑的态度给大众留下跋扈之感，催化“学阀”语意的转向。随着新文化运动开始呈现出过激现象，反对者日益增多，就连此前赞同新文化运动之人也开始加入批判行列。《新人》杂志主编王无为在《文化运动之障碍物：学阀》一文中首次将“学阀”定义为“自命为学者的垄断学术包办文化运动”的人，开启了“学阀”一词的语意转变。王无为认为学阀的罪恶等同于军阀，军阀是用枪炮杀人，学阀是用学术杀人，“一般人如果做他的拥护者，崇拜他，信仰他并赞美他的行为，传播他的主义，他就以为是他的孝子慈孙；倘若不做他的拥护者，不崇拜他，不信仰他，并攻击他的行为，反对他的主义，他就要用他所有的力量排挤那人，恨不至那人于死地”。王无为认为学阀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其看中的并不是文化运动成功与否，而是着眼于名与利，“自己要做思想界的皇帝，所以极不喜欢别人做文化运动，他们认为做文化运动的人只有自己是真的善的，别人也做文化运动就都是假的恶的”。可以看出，人们对新文化派沽名钓誉的质疑直接催化了“学阀”新语意的生成。在文章中，王无为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所谓“学阀”就是以北大教职员和带有党派色彩的记者为本位，其余北大被其驱使的学生为羽翼。而北大之所以盛产学阀，就是因作为“最高学府”得以垄断学术所致。此后，“学阀”的含义转变为垄断学术谋取利益的人，与军阀、财阀并列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学生在五四运动中显示出极其强大的力量，不仅令北京政府震惊不已，同时也震撼到舆论界，故在1920年“学阀”很多时候也指学生群集起来试图影响时政的行为，跟“学兵”类似。此类语境中，又将教职员群体纠集力量干预政治与学术的行为称为“教阀”，对“阀”的群体进行了细分。而如何肃清两者也成为一大难题，“若是说拿学生的力量来淘汰教员，是不是养成学阀……若说拿学校的力量来防杜学阀，是不是维持教阀？还是个疑问”。舆论同时指出，“学阀”的危害有时甚于军阀，“今日学生之地位不及军人，势力不及军人，乃竟敢嚣嚣自负，专断横行。则他日一朝得志，保不再蹈军阀之故辙而加之厉哉”。

由此可见，在1920年“学阀”有两种含义：一是垄断学术谋取个人利益，主要指“新文化派”为主的教职员；二是指汇集学生力量影响时政，主要指学生。可以看出与“军阀”词意有承接关系的仅是“学阀”的第一层含义，但这并不是其全部或大多数用法。但从1920年底开始，“学阀”主要的用法与词意全面向“军阀”靠拢，其他词意几乎完全被遮蔽，出现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江苏省教育会日益明显的北扩行为。作为近代影响最大的省级教育团体，江苏省教育会在五四运动前就已经掌控了江苏教育事务，此后更是逐步向北京教育界布局。五四前江苏省教育会成员袁希涛、蒋维乔已在教育部身居高位，前者甚至已成为教育次长。蔡元培辞职南下后，北大校长由江苏省教育会的另一个重要成员蒋梦麟担任，令北京学界对江苏省教育会忌惮无比。而1920年底的北高师校长风潮则更加触动了北京学界的敏感神经，令“学阀”一词与江苏省教育会直接挂钩，并与“军阀”的语意更加接近。1920年5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决定仿美制将高师改组为大学，遭到校内“东洋派”教职员的反对。为此“东洋派”与赞成改组的“西洋派”教职员产生尖锐矛盾，陈宝泉倍感压力而辞职。随后教育部任命陶孟和为新校长，引发高师学生反对。高师学生怀疑江苏省教育会欲吞并北高师。原来，当初陈宝泉向教育部提议高师改大学时，得到的回复却是如若想改组大学，只有并入北大方能实现。而此时北大校长正是江苏省教育会的重要成员蒋梦麟，因此舆论怀疑江苏省教育会欲吞并高师。之后陈宝泉辞职，教育部马上聘任新校长，在舆论看来更坐实了这种猜测。在给各省教育会的通电中，北高师学生直指江苏省教育会为“学阀”，并对之痛加抨击，“某教育会之学阀派素抱侵略包办之野心，深忌敝校之发扬，遂利用时机逞其攻击压迫离间种种卑劣之手腕，以达其攫取之目的，甚且欲附属之以为扩张势力之计”。在1920年底到1921年间，舆论所抨击的“学阀”基本都是指江苏省教育会。该时期除学界对“学阀”的指斥外，《民国日报·觉悟》对“学阀”的抨击力度与数量居舆论界首位，并根据江苏省教育会的特点将“学阀”定义为“想扩张一党、一派、一团体、一地方的势力，把持一切，包办一切”的学界人士。相比于此前“垄断学术谋取利益”而言，该定义下“学阀”变得更具攻击性，其破坏力与“军阀”不相上下。《民国日报·觉悟》进一步指出，“学阀”是为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的一个特殊阶层，分为三种：一是留学欧、美、日等国并取得学位的人，能发表论文；二是国内国立大学、外国国立大学、高专的毕业或肄业生，能翻译东西文书籍；三是想要成为学者的人。通过《民国日报·觉悟》对“学阀”的描绘可以看出，“学阀”被党派势力极度反对，这为1927年北伐军进驻上海后国民党制造打倒“学阀”舆论以消灭江苏省教育会埋下了伏笔。

至此，“学阀”一词的指代对象已不限于垄断学术谋取利益的人，而是指一个阶层或利益共同体，他们的目的是要扩张势力、把持一切，因此被看作与军阀、财阀一样极具威胁性和破坏力的群体。需要指出的是，此时“学阀”的含义虽然已经与日后国民大革命“打倒学阀”时十分接近，但流传范围并不十分广泛。“学阀”一词真正成为一种符号暴力是从“好人政府”成立开始的。前文已述，北京学界对“好人内阁”的影响较深，随着汤尔和入阁，各方对学界更加忌惮，“学阀”一词的传播范围与恐怖程度也迅速增强，体现出各方对日益强大的学界势力的不安。此前江苏省教育会即使声势壮大，其目的也不过垄断教育领域，而“好人政府”的出现表明胡适、蔡元培等“北大派”已涉足最高权力，以“学”干“政”甚至是以“学”领“政”的趋势呼之欲出，这势必引发各方的猜测与恐慌，进而催化“学阀”话语的形成。这一时期宣传“学阀”危害性的主要是“北大派”的反对者：一是因学制问题与“北大派”产生矛盾的国立七校，他们对“学阀”的批判集中在教育领域，认为教育不能被“一党一派包办”。比如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王家驹就曾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中竭力反对废止法专，防止北大以改造法专为名行吞并之实，从而造成“学阀”。其他国立各校在壬戌学制制订过程中与“北大派”产生分歧，也多次抨击后者为“学阀”。二是“北大派”的政敌，包括“津保派”和国会等反对“好人政府”的势力，他们认为“学阀”已登堂入室到中央权力框架之中，如若不加以遏制将对现有政治产生极大破坏。三是不认同胡适、汤尔和等人以“学”领“政”的其他团体或个人，这一群体批判“学阀”不应以学者身份惑乱政治，失去知识分子的本真，“以纯洁高尚之学界与气焰喧嚣之军财政等阀相埒抗衡，而吾侪教育界之名誉亦自堕矣”。

“北大派”在学界与政界都引发了相当多的不满，这就导致“学阀”被阐释的维度更广、层次更深。综合各方言论，“学阀”具有如下特性：（一）“学阀”是一个特殊阶层，发源于学界却不代表学界的利益，有“一种反社会超阶级之特性”，一旦得势，便“与军阀、政阀相勾结”。这是日后国民党能够将“学阀”塑造成代表“大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利益、“帝国主义”帮凶的源头，是令“打倒学阀”成为“反帝”重要组成部分和一种政治正确的关键。（二）学阀的扩张形式与军阀类似，“学阀形成之后，当由本部而发出支队，其意趣与财阀之多办公司、军阀扩张地盘完全相同……一得机会即攫取官费，送若干人出洋游学。又得一机会，即参与组阁，使其阀中之二三级人才，高据阁席，而且首领乃渐次取得学阀元老之名”。（三）学阀利用青年心理冲动以威吓政阀军阀，不仅要垄断教育，其终极目的是要侵入政界，成为凌驾于所有阶级之上的存在，危害极大。第二、三两点特性为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宣传“学阀”的危害提供了重要思路。（四）“学阀”虽能量巨大，但其存亡最终操于学生之手，若“被催眠之学生一朝醒悟，则坐享特权之学阀即不能不与军阀政阀宣告脱离，而将其特别资格从根本取消”。这是日后国民党在鼓动学生群体打击“学阀”时反复灌输的观念与宣传重点。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舆论对学阀的属性、特点及存亡关键的分析形成了“学阀”话语日后被广泛应用的内涵，之后在国民革命“打倒学阀”的革命实践中，对学阀话语的赋予、想象与再建构事实上都以此为基础。

人们对“北大派”的不满与恐惧加速了“学阀”话语的形成并使之成为一种符号暴力，而各界对“北大派”是“学阀”的攻击也深刻影响到教育部。在舆论看来，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等“北大派”皆为学阀，王宠惠内阁实为由“军阀”“外交阀”“学阀”组成的“三阀内阁”，“三阀”中最有力者为“学阀”。在许多人的认识中，汤尔和计划与马叙伦分别侧重内阁与教育部，自己在内阁实现政治目标，令教育部次长马叙伦对付教育部部员及各校教职员，同时依托教育部掌控北京学界，打通政学两界，“将来学派统一，学兵众多，即学阀与军阀破裂决斗之时，恐有枪之军阀，终不敌无枪之学阀”。舆论将“学阀”——也就是汤尔和、马叙伦等人，刻画成试图在政治、学术领域双管齐下扩张势力，最终超越军阀成为统治阶层的可怕角色。

舆论视汤尔和等人为“学阀”并猛烈攻击，固然有夸张之处，但事实上教育部这一时期的确受制于“北大派”。人事安排上，汤尔和将浙江教育厅长马叙伦调入北京担任教育次长，其他国立七校支持的邓萃英回到原参事任上。专门教育司第二科科长张宗祥被调往浙江担任教育厅厅长，与蔡元培关系密切、曾任专门教育司司长的沈彭年继任专门教育司第二科科长。汤尔和还将与自己关系要好的钱稻孙、洪逵等人调任为教育部秘书。这些人事安排确保了汤尔和对教育部的掌控。至此“北大派”取代七校，再度获得教育部的控制权。其实不论教育部还是整个内阁，“北大派”都占一席之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时期北京政府的施政。至此，学界终于走到权力中心，开启以“学”领“政”的尝试。但与此同时，身处权力旋涡中的“北大派”处境日益艰难，原因在于北京政府政治框架中掌控最高权力的只能有两种势力，一是手握重兵的军阀或其代理人，二是赢得国会多数席位上台组阁的政党，前者拥有实力，后者占据法统。相比之下，“北大派”既无兵权，也未组党，真正进入权力中心时势必遭到排挤。这种排挤不仅来自政界，学界内部的不同派别也参与其中。因此这一时期许多人呼吁：“教育界全体都是如游鱼在釜，大家还不同心协力以求渡过难关，而净瞎了眼睛，先自兄弟阋墙起来，则诸公的前途便可预卜了！”尽管如此，来自学界内部不同派别与政界的排挤伴随“学阀”话语的流行，将铁拳重重砸到“北大派”在政府中掌控的重要部门——教育部之上。

三、“学阀”语境下教育部

对北京学界风潮的因应

在“学阀”话语盛行的背景下，教育部的教育行政因北大和七校间的矛盾斗争变得十分微妙。在“北大派”控制下，教育部通过壬戌学制，教育制度由取法日本转为取法美国。尽管高专、高师、综合大学、单科大学、师范大学在新学制中都占一席之地，但新学制制订过程中北大与七校的隔阂已经形成。彼时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迭起风潮，而教育部对这些问题的处理耐人寻味。

北京法政专门学校风潮源于新学制制订。彼时新学制草案中关于高等专门学校的规定已形成共识，即保留高等专门学校，若能提升办学层次，可改为单科大学。在此情况下，北京国立专门各校纷纷掀起改建大学的浪潮，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亦在其中。此前废止法专之议一度甚嚣尘上，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生因此充满危机感，故新学制草案甫一出现，就开始积极倡导改建大学。为此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生成立校务讨论会，由学生及教职员代表组成，讨论校内一切事务包括改建单科大学计划。以学生为主体的校务讨论会已经侵蚀到评议会的权限，校长王家驹对此颇为担忧，但因学生一再坚持只能被迫同意。此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生又提出选举学生代表加入校评议会，但这违反了教育部对专门学校内部权力框架的规定，一旦实施，“教授治校”的特质将被削弱。为此教育部要求王家驹不得“再假借优容，致延误青年”。尽管在教育部的阻挡下学生未能加入评议会，但校务讨论会仍屹立不倒并享有很大话语权，同时引发未入会学生的不满。两派学生斗争不已，最终在彭允彝上台之际爆发巨大风潮，导致王家驹下台。教育部此时的放任为日后的风潮埋下隐患。王家驹是废止法专的坚定反对者，是“北大派”的“劲敌”，曾在壬戌学制制订过程中与“北大派”针锋相对，极力呼吁不可武断制订学制从而造就“学阀”。此时被舆论视为“北大派学阀”的汤尔和、马叙伦所掌控的教育部没有对法专学生组织的校务讨论会严加禁止，最终导致王家驹去职，汤、马的真实动机令人怀疑。

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爆发风潮的同时，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也迭起风波。校长吴宗栻能力不足，被学生排挤，屡次向教育部递交辞呈。教育部起初不同意吴氏辞职，但在收到学生二次请求撤换校长的呈文后，突然将辞职改为请假半月，令该校农科主任许璇代理校务。部分农科学生认为许璇才力不足、不堪胜任，反对教育部的处理方式，认为“吴校长辞职而教部给予病假已属不合，又前次呈文上有本校教职员不得当本校校长，今乃以许叔玑代理，似乎蔑视众意”。1922年11月15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学生赴教育部请愿，教育部承诺不会令许璇担任正式校长。11月18日，许璇开除两名学生代表，引发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学生集体罢课并发布宣言，斥责许璇把持校务、排斥异己。大规模的驱逐校长运动导致校内秩序紊乱，课业无法进行，教职员屡次劝告无效，遂于1922年11月20日致书教育部全体辞职。面对因任命许璇引发的风波，教育部却始终置之不理，未曾将许璇撤换。许璇与马叙伦同为浙籍、关系密切，因此教育部对农专风潮的态度令人疑窦丛生，舆论称此为马叙伦等人安插私人、扩张“学阀”势力。

当此之际，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爆发了驱逐校长风潮。校长李建勋曾留学日本、美国，历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主任、校长，在学制会议中对高等师范学校改建大学的问题颇有见解。此时校内学生分为南北两派，南派以江浙人为主，北派以长江以北籍贯为主。南派学生认为李氏昏庸无能、侵吞公款，于是召集会议决定驱逐之并筹建北京师范大学。此时舆论多认定此事与“北大派”吞并七校有关，南派学生在不知不觉间被“北大派”利用。 “驱李派”组织“校务改进会”，和“拥李派”针锋相对。此外另有中立派学生组织“北京高师协济会”，居间调停。

1922年10月12日该校自治会召集全体大会，讨论校长去留。会议开始之际，“拥李派”要求清点人数，表示出席人数超过全体人数四分之三时会议才能开始。但“驱李派”认为人数已足，应立即开会，并推出周调阳为主席。然而周调阳登台后尚未发言，就被“拥李派”群起攻之，理由为周调阳是“驱李派”中人，不能担任主席。“拥李派”与“驱李派”争论渐形激烈，甚至大打出手，最后先后赴教育部请愿。“驱李派”学生手执白旗，上书“校长李建勋收买流氓殴打学生”等字样，要求教育部撤换校长、保护被殴打的学生。“拥李派”请求教育部严惩“驱李派”，维护李建勋。双方各执一词，教育部表示须调查事实后方能处置，并派参事陈任中、科长谢彬前往高师查探。此后李建勋向教育部提出辞职，被后者挡回。

“拥李”与“驱李”两派斗争日益激烈，纷纷利用舆论宣传“驱李”或“拥李”的缘由，双方各列出十三项条目。其中“驱李派”所列的十三条中，除指责李建勋贪污校款尚待查验外，其余十二条皆子虚乌有。此后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于李建勋是否贪污公款。李建勋忍无可忍之下二度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并希望教育部迅速派员到校查明真相，还自己清白。教育部并不为李建勋澄清名誉，称校款用途部中已有考核，且须经国家审计手续，“无派员彻查之必要”，并劝说李建勋要包容，“一切不负责任之言，该校长乐育为怀，自不难曲为谅宥”，将李建勋的辞职改为请假十四日。李建勋非常不满，三度上书教育部，“兹事匪特与建勋个人名誉攸关，而于学校本身及国家教育前途尤有重大影响，仍不能以大部有考核之责及须经国家审计手续为理由，以间执怀疑者之口”，坚持要求教育部彻查校款之事，不可含混过去。然而教育部却对调查一事迟迟不予落实，反倒积极筹备改建大学，推动北京师范大学筹备会的成立。于是李建勋四度呈请辞职，称“种种指摘，尤关人格”，强烈要求教育部“必须清查”。在李建勋的反复要求下，教育部终于启动调查，证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账目并无错误。然而教育部调查清楚后，却聘请范源濂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只让李建勋在改建大学事成前暂时维持校务。此后，李建勋第五次上书教育部要求辞职，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彻底脱离关系”。李建勋也是“专门派”成员，反对建设综合性大学以防北大吞并七校。从教育部处理北高师风潮的态度，似乎有意要将李建勋这一“专门派”成员驱逐下台。

除北京大学讲义风潮因校评议会的调解圆满解决外，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风潮皆无停止的迹象。这些学校风潮都由学生发起，这与五四后学生势力的发展密切相关。新潮流、新思想影响下，学生极易对校务产生不满。时人对此曾作如下感慨：“五四以前的教员是老子，学生是儿子；五四以后，教员变成儿子，而学生变成老子了！”学生对改良校务热情高昂，使得国立各校风潮频发，校长、教职员束手无策。此时教育部理应出面解决，其处理方式却令人不敢苟同。当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王家驹无法阻挡学生干涉校务，后者势力已超出正常范围之际，教育部仅发布一则警告，并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导致学生更肆无忌惮，最终演变成驱逐校长风潮。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学生因不满教育部新任命的代理校长许璇纷争不已，教育部却对此置之不理，任由风潮扩大。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李建勋被“驱李派”学生污蔑贪污校款，五次呈文教育部查明真相，但教育部始终拖延不办，导致风潮愈演愈烈，令李建勋忍无可忍，在调查结果公布后立即要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彻底脱离关系”。可以看出，“学阀”主政下的教育部对各校风潮的处理显得十分消极。

教育部对各校风潮处理态度消极，直接原因是素有“学阀”之称的“北大派”与国立七校的矛盾。法专、农专、高师风潮，教育部的处理从结果上看都对“北大派”势力扩张有利，也就是说教育部的消极本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进取，实际是“北大派”趁各校风潮迭起之机获取更大的利益。教育部对国立各校本应是引领、扶持的态度，但却演变为拆台的局面。这种非常态情况主要源于北京学界内部对“学阀”的排斥，因此由“学阀”掌控的教育部对国立七校的破坏似乎也变得顺理成章。“学阀”话语的流行意味着学界势力增强，这对废科举以来不断边缘化的学界本应是好事，但为何学界自身却十分反对“学阀”，并因此上演一幕幕教育部与北京学界互相拆台的怪象？首先这与废科举后知识分子的分化密切相关。科举制废除后，与政权失去制度化联系的知识分子通过控制学校与媒体扩大自身文化权势，但各派知识分子在文化权势扩张上的力度与成效并不一致，这种差异影响了知识分子内部的团结，也是“学阀”话语兴起的重要原因。新文化运动、江苏省教育会、“好人政府”……“学阀”语意的每一次转变都与学界中某派势力异军突起导致他方势力侧目密切相关。这种侧目与排斥的展现形式，更多表现为一种符号暴力——这与新式知识分子着重发展文化权势的特征密切相关，从这一角度看“学阀”话语的产生是一种必然。此外，当与政统失去制度性联系后，从政不再是知识分子的唯一追求，这也是“北大派”进入权力中心时引发部分学界势力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古代中国士大夫崇尚入世精神，认为学术带来的政治效用远比单纯的学问精进更能体现个人价值。当科举废止后，多元化职业取代入仕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出路，许多新式知识分子呼吁将钻研学术而不是投身政治当成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但随着内忧外患的增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精神被唤醒，加上本身对政治的复杂情感，很多知识分子对政坛始终不能忘情。学术与政治两种角色如何选择，成为近代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难题。当“北大派”开始走向权力中心尝试以“学”领“政”，这种行为在学界必然引发争议，反对者则成为“学阀”话语的制造者与传播者，显示出其对自身所在群体定位的认知和对政治与学术孰为终极追求的判断。可以看出，“学阀”话语的存在显示出近代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间的纠结与挣扎，这种复杂情绪直接导致学界对“学阀”的排斥，进而破坏了教育部与国立七校间的关系。

对“学阀”极端排斥的不只有学界，政界同样如此，这导致教育部在受到学界打击的同时，又接连遭到政界的攻击，处境岌岌可危。

四、“学阀”语境下北京政潮

对教育部的影响

“学阀”语境的形成代表学界中的某派势力已从垄断学术发展到干预政治，以“学”领“政”的尝试不仅令学界同人侧目，也触发了政界的敏感神经。在中国古代，士大夫几乎占据整个官僚系统和民间社会领导层。但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新式知识分子尝试参与政治，却不被政界接纳，其原因需从更长线的历史脉络中寻求。在传统社会中，政道合一，知识分子有责任指导君主明“道”、行“道”，入仕为官乃使命所在。废科举后政道二分，从政统和道统来讲知识分子都不再有从政的必需性，因此一旦进入政坛，招致非议在所难免。此外，中国古代作为四民之首的士虽然在中央与地方政治框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这种作用是在皇权约束下发挥的，严守臣子本分的士成为大一统国家的有力维护者。1905年废除科举制令近代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同时，也让统治阶层自此失去对知识分子的掌控。当知识分子尝试通过组阁的方式重返政坛，他们的目标不再是与统治者成为君臣而是要成为真正的掌权者。这种充满夺权意味的行动令统治者深感恐惧，也是“学阀”被政界极度否定的重要原因。

北京政府时期知识分子以群体形式进入权力中心共有两次：一次是民初以新式知识分子为主的国民党和旧式知识分子为主的进步党争夺国会第一大党，第二次是20世纪20年代“北大派”进入“好人内阁”。民初国民党、进步党通过控制国会多数席位上台组阁，背后的支撑力量是宪法与政党政治原则，其对手主要是藐视宪政规则的军阀势力。而“北大派”进入政坛，借助的是军阀和外交系的支持，这使其相较于民初国民党、进步党而言面临更复杂的危机。首先，军阀和外交系并不能成为“北大派”的坚定盟友，前者与学界的政治目标差异巨大，后者在政府中根基尚浅。其次，“北大派”入阁后并未遵循宪政原则处事，导致之后不仅遭到军阀的暗算，更有来自国会的打压，这些冲击最终落在“北大派”在北京政府中掌控的重要部门——教育部之上。

来自军阀的暗算主要由支持曹锟的津保派谋划。直奉战争后，津保派与洛派已现分歧。吴佩孚控制下的王宠惠内阁中，津保派仅占一席，故萌生倒阁之念。1922年10月中旬，津保派与洛派就制宪与大选的次序问题争执已十分激烈，这也使得津保派的倒阁行动更加紧锣密鼓地展开，其中的重要环节就涉及教育部。1922年10月21日，津保派将领王怀庆密报黎元洪，有党人宣传过激主义、煽动叛乱，恳请政府惩处之。黎元洪将此事交内务部与教育部处理，并在给两部的命令中指出，专订法令反倒会激发事端，最好“无形取缔”。内务、教育两部遵照总统的态度，回复王怀庆称，过激党最佳的消弭办法就是澄清政治、调剂民生，并无取缔的必要，四两拨千斤将此事轻轻揭过。然而王怀庆并未善罢甘休。1922年11月7日各团体在北大举行活动纪念“十月革命”，多名北大教授发表讲话，内容激进。据王怀庆调查，此次会议由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鼓吹共产主义。王怀庆还指出，北京现有组织团体“图谋破坏大局”者有二：一是共产主义党，二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分团以北大教授和学生为主体，负责联络学界，如进行“‘好政府’之预备”的胡适、李石曾等。王怀庆此举意在打击支持“好政府主义”的“北大派”，包括教育总长汤尔和。此后，津保派又指使教育部中不满“北大派”的部员，以部校发款不一致为由起而罢工，将教育部推向水深火热之境。

如果说津保派的倒阁行动对教育部的破坏尚属暗地进行，那么国会则是明目张胆。国会与王宠惠内阁不睦已久，王宠惠内阁中的诸多成员对国会也并不十分尊重。王宠惠、罗文干等人虽是法学家，却认为国会不是必须存在的。彼时国会大小政团数不胜数，内斗层出不穷，人多鄙之。有吴佩孚当靠山，王宠惠认为没有与国会相交的必要。王宠惠内阁公布于国会休会期，始终未正式提交国会通过，此举被国会视为藐视自身权威。院会关系势同水火，最终罗文干案爆发，王宠惠内阁失去吴佩孚支持而垮台。目前学界对罗文干案前因后果研究得十分透彻，也一致认定罗文干案是导致王宠惠内阁垮台的原因。但事实上，国会不仅对罗文干穷追猛打，抨击教育部也是倒阁的重要步骤。国会对“北大派”掌权的教育部早有不满。汤尔和、马叙伦二人出掌教育部不久，众议院议员王恒的《论学阀》就刊载于各大报刊。该文分析“学阀”形成的原因、特点，指出“学阀”一旦得到机会，就参与组阁，使其成员占据阁席，首领逐渐取得元老资格。文中“学阀元老”指蔡元培，占据阁席的学阀成员指汤尔和、马叙伦等人。可以看出，在“学阀”话语日益兴起的背景下，国会议员对“学阀”占据阁席十分不满，这也与日后国会倒阁过程中打击“北大派”掌控的教育部相呼应。罗文干案爆发后，国会在吴景濂领导下乘胜追击，攻击教育部，加速了倒阁进程。

1922年11月20日，众议院议员质问教育部，北京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风潮不断，教育总长汤尔和措置乖方：第一，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吴宗栻因受学生攻击呈请辞职，教育部却给假半月，以许璇代理，无异于以许代吴。第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李建勋被学生污蔑，屡请教育部查办均无回应。证明学生所言不实后，教育部不作任何制裁，“是非不辨，故长嚣风”。第三，学生所言既为假，校长应当留任，但教育部却聘请范源濂为新校长。第四，范源濂尚在国外，归期未定，此次聘任未征得本人同意。第五，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职属简任须经大总统任命，但教育部未呈请大总统就擅自预聘，“功罪不明，取舍任意”。在第六点质问中，众议院画龙点睛，指出此次各校风潮内幕与北大垄断其他国立七校计划有关，因李建勋作梗难以实施，故教育部唆使学生驱逐李建勋“以便造成学阀”，否则教育部“何以皂白不分，曲直莫判”。

众议院指责教育部在“北大派”控制下为垄断七校造成“学阀”，任由各校风潮发展而不做公正处置，虽查无实据，却也事出有因。教育部在风潮处理过程中，所提拔的新任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许璇与马叙伦关系匪浅。被学生压制或排斥、教育部见死不救的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王家驹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李建勋，都是在学制会议中反对废除专门学校、与“北大派”意见相左之人。在国会质问书发布后不久，1922年11月27日《大公报》刊登了所谓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向国会的请愿书，所言基本与众议院质问教育部的内容相同，怒斥教育部在各校风潮尤其是高师事件中处理不力，进而引出“教部受某大学派之利用，以包办教育，而造成学阀”的言论，明为高师请愿，实则抨击教育部。该请愿书无任何署名，后经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澄清，乃是“受政客利用作倒阁之手段者所捏造”，这里的“政客”明显指的就是国会议员。

军阀与国会通过冲击教育部来打压“北大派”，本质上是政界对以“学”领“政”的阻挠。北京政府时期政界对学界干政的打击分为制度外与制度内两类。北京政府时期当局既无封建君主时代的绝对权威，也无如科举般可令知识分子甘心为自己效力的制度工具，这令其更倾向从制度外寻求约束、控制知识分子的方式，如“津保派”暗自策动逮捕“过激党”和鼓动教育部职员罢工打击“北大派”等行为。关于制度内的方法，当局主要利用彼时宪政体制的特点，将国会当成打压异己的工具。合适的体制当能整合各方利益，但北京政府时期所确立的宪政体制却是以国会为中心，其余势力都在权力外围，导致国会极易成为操控权力、排挤异己的工具。民初旧式知识分子组建的进步党被段祺瑞与安福系策划的安福国会击败，此时“津保派”同样选择与国会合作，打压“北大派”占据重要地位的“好人内阁”。知识分子两次尝试进入权力中心，都被当局用国会打压。制度内与外的打击接踵而至，“北大派”以学领政的趋势被遏制。

“学阀”语境下，打击教育部成为“津保派”与国会倒阁的重要步骤。罗文干案爆发后，两派乘胜追击，教育部内有索薪风潮、外有国会质问，地位难以维持。此外，国立七校也对教育部十分不满，怀疑后者有吞并各校以造成“学阀”之嫌。“北大派”掌控的教育部成为“津保派”、国会与国立七校共同的敌人。政学两方夹击下，教育部最终难以维持，秩序崩盘，在王宠惠内阁下台后随之易主。从此直至北京政府终结，由学界推举教育部官长人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随着政局的发展，教育部整治北京学界的时代来临，政学关系再度迎来巨变。

结 语

“学阀”话语的兴起源于学界势力的迅速扩张，后者这一发展趋势直接导致直系统治时期教育部人事更迭与处境转变。科举废除后，知识分子失去晋身之阶，发展自身权势、重建社会重心成为这一群体面临的重大问题。然而知识分子进行的思想、社会与政治改造并不被他方势力所认可，并被冠以“学阀”恶名，“学阀”话语的发展与流行恰恰证明知识分子重建社会重心的失败。这种失败折射出北京政府时期政治上的一些缺陷。

辛亥后真正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制度来实现公意，可惜各方都执着于权力归属而非权威重建，因此各派势力为一己之私互相争权夺利，加重局势混乱，私意无法转化为公意。知识分子在发展权势过程中也体现了这一问题。以旧式知识分子为主的进步党争夺国会第一大党，希望借此进入权力中心，着眼的是权力归属，所图乃私利而非公意。因此后世在叙述进步党被安福系击败的历史时，多从派系政争角度进行解读。新式知识分子着眼于重建社会重心，先后致力于思想改造（新文化运动）与政治改造（好人政府），但仍无法体现公意，这也是“学阀”话语产生的根本原因。“学阀”话语在各个阶段的演变，每每都精准指向学界在重建社会重心过程中的缺陷——即给人一种纯为私利而非实现公意之感。例如当“学阀”首次向贬义方向转化，就是因民众认为新式知识分子掀起新文化运动“大前提还在名与利”，“借学术济他的奸谋”。此种说法虽误解了新式知识分子的初衷，但也并非空穴来风。新文化运动是新式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自身努力扭转思想风气，从而改变现时思想、政治、社会的现状，这种想法本身就蕴含强烈的精英意识。精英的出发点是否为实现公意以及有没有能力代表公意，这种疑虑伴随知识分子的权势增长不断在民众心中扩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巨大阻力，同时也催化了“学阀”最为关键的语意转向。“好人政府”执政期间，精英意识被证实不能代表公意。“好政府主义”的核心是要让“好人”实现政治的清明，是充满“圣王精神”的精英政治。在政治实践上，相较于程序正义，王宠惠、罗文干等“北大派”知识分子更看重“好人”的作用，这也导致了“好人内阁”与国会发展到水火不容之势。王宠惠、罗文干分别是耶鲁大学、牛津大学的法学博士，精通宪政机理，却总是与国会发生冲突。事实上他们真正反对的是国会背后争权夺利的各政团，即希望能够摒弃派系斗争的私意，以“好人”来实现真正的“公意”。然而就从他们架空国会开始，就已注定无法实现“公意”，最终在“学阀”语境下遭到政学两界的一致讨伐。

如果说民初各派势力无法将私意转化为公意，是辛亥后共和体制逐渐转向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关键原因，那么20世纪20年代“好人政府”失败所反映出的问题则进一步为国民党建立党国体制的必要性提供了证明。“好人政府”最终失败，除“北大派”知识分子不能代表公意的原因外，没有严密的组织以及背后无有力的支持力量都令其在政府中孤立无援。近代以来，知识分子通过省界、业界形成的联盟一般是不具有严密组织和纲领、可自由进出的松散联盟，这种松散联盟根本无法承担重建国家权威的重任。与上海知识分子能够和资产阶级结盟不同，北京新式知识分子多为学院派人物，与地方势力脱节，政府内外都没有后援力量，因此当“好人内阁”被军阀与国会联手打击时，“北大派”毫无反击之力。有鉴于此，改造政治的力量必须拥有严密组织和广泛的动员能力，而日后国民党所组建的政党恰恰具备这两点。国民党集权于党，以政党整合国家与社会，认为自己可以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从而解决北洋政府无法实现公意的问题。但在民国时期，如何借助制度实现公意，知识分子又如何重建社会重心，这两大问题始终都没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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